联邦政府就业纠偏行动覆盖25万个企业、涉及2700万雇员和1000亿美元的合同金额。
第7条通过承认人人有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尤其是有权享有安全的工作条件，明确引申了工作权利的个人内涵。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人权二分法影响极广，因为这种分类跟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分类紧密相连。
广义上，人权包括自由，如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就包括各项基本自由，国际人权文书中通常都涵盖自由。派生权利源于原生权利，若干派生权利可以构成某一原生权利的完整内容和体系。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商品交换的主体地位平等和意志自由。(19)同上书，第311页以下。⑦《世界人权宣言》并没有提及集体人权。
人权的主体是普遍的，但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因而在性别、种族、宗教信仰、经济状况与文化程度等不同的人群之间，在立法上尤其在实际生活中，能够享有权利的多少，会有很大的差异。讲人权，也就必谈利益。平衡论也由此成为行政法整体思维发展最为完整的一个学说。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建立，都是对某一方面客观规律的正确总结，同时再反过来推动理论和实践的迅速发展。(40)平衡论者亦强调：平衡论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为了寻求行政管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自始主张应该尽量弱化行政权的强制性色彩，在保留必要的强制性行政的同时，大量发展、普遍采用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等非强制性行政措施。平衡论者通常接受现行的宪法框架和结构，这种立场相对安全。(58)基于对美国APA过度依赖私方当事人参与规则制定的模式反思，我国行政决策的程序建构，应当更关注发挥现代行政国家行政权的优势和作用
科尔总理最不愿发生的事情就是，会有大批的东德共产党人和西德左翼分子进入制宪会议，挑战其政府的正当性。就这样，一方是一个日渐自信的司法分支，另一方是一个日趋常规化的政治体制，当双方发生碰撞之时，双方就会展开一场激烈的斗争，争夺谁才是革命宪法遗产的最终的守护者。
而对于德国人来说，面对着政治精英或民众运动可以正当地否决根本性的宪法承诺这一观念，他们已经完全不知所措。英国为此理想型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但是，联邦德国新一代的政治精英拒绝了这些要求。首先，精英建构的宪制缺乏由革命宪制或改革宪制类型所提供的正当性资源。
虽然马伦霍尔茨对此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论证，但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许多人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兑现《基本法》的最后一条，通过一种真正的人民主权行动将《基本法》转化为一部宪法。年轻的卡洛斯国王顶住强硬派的压力，任命阿道夫•苏亚雷斯为首相，新首相则向诸多激烈的政治对手伸出橄榄枝——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当时尚属非法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洛。英国人则更愿意走一步看一步。因为革命者挑战既存秩序，所以他们通常只有经过一场军事斗争才能赢得统治地位。
但是，待到下一代执政者上台时，建制派制定了1832年的《改革法案》，以此接洽识时务的局外者。在印度，贫困、文盲和种姓制度无处不在，看起来应当是威权主义治下的社会气象。
2、内部人改革宪政 宪法还可能产生自另一种迥异的道路。但是，此类争议归争议，经由数世纪所建立起来的革命宪法遗产并不会因此分崩离析。
英国就是这一道路的典范。但是，如果意识到我的分析存在着一个基本限度，这多少起到些安慰作用。概而言之，上述的僵持同近期发生在英国议会和苏格兰之间的对抗很有些类似，后者也是围绕着一项有关民族独立的公投而展开的。事实上，德国宪法法院投身于公共领域内，将自身塑造为新德国对根本权利和启蒙价值之根本承诺的主要守护者。同样地，那些创设意大利以及法兰西第四、第五共和国宪法的政治领袖之所以赢得他们设立战后宪法的民主权威，根据也在于他们在反对墨索里尼和贝当政权的军事斗争中所付出的努力。许多革命者在这一时刻就遭到镇压，但是还是有一些推翻了现状，取得胜利。
韦伯的著名分类在今天仍有意义，但是它却不足以解释立宪政治在当今世界上所具有的权威性。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的统治精英否决了革命作为一种正当变革模式的路径。
毕竟，第一代政治家并不只是空谈革命。而马德里政府在宪法法院的支持下，坚持认为举行全民公投本身即是违宪的。
本文原刊于《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15年5月号，原题为"Three Paths To Constitutionalism-and 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Union"，作者已授予本刊中文首发权。选民投票是很重要的，但如果同作为革命立宪之主要动力的那种群众动员相比，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如果安倍此举得逞，这就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安倍由此可以发起更大的攻势，彻底将麦克阿瑟宪法贬斥为是对日本价值观的虚假表达。当然，宪法法院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了德国人民对其主张的最高解释权的承认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应当得到持续不断的讨论。在第一代执政期间，宪法只是强化了革命领导人的正当性，他们最初之所以赢得权力，是因为为革命而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在战胜旧政权之前，他们要多年身陷囹圄或流亡他国。但是就本文而言，我们最好还是就此打住，重新回到我所主张的更重大的命题，也就是，通向立宪政治有三种不同的道路，而不是只有一条。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美军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占领结束之后，其占领宪法也就随之寿终正寝。即使一个政权的宪法正当性得到广泛的认可，它也可能为军事失利或经济危机所颠覆。
（3）他们担心此举可能会让苏联获得了相同的为东德制定一部宪法的理据。一旦有自由派的大法官退休，他们的继任者就将加入最高法院内的保守派阵营，他们可以做出一系列的七比二的判决，扫荡那些在罗斯福新政和民权革命时代所来之不易的宪法成就。
不同于革命宪制，此处的威胁并不是政党的专政。一方面，他们不可能指望着由革命宪制所争取的那种广泛的民主正当性。
第三条道路所形成的宪法通常是一部精心设计的文件，新老精英双方都在文本中定义并且承诺遵守新的游戏规则。三种理想类型 1、革命宪制 我首先简单勾勒出通往宪法政治的三条道路。通常说来，国际条约是由主权国家所协商的，用以规范缔约国之间在未来的关系。有没有方法可以走出这一僵局？ 我没有答案。
这就搭建起了在时段II建设新政权的舞台。同样地，德国宪法法院所担当的角色，也是非常不同于此前两种类型的法院的角色。
不同宪制类型，不同的正当性难题 我们还是从革命宪制开始讲起。看一下现如今的日本——安倍政府正在挑战由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战后强加给日本的宪法和平条款。
那么，且看这么一个悖论：虽然现如今的美国人对福利国家的正当性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是，关于如何以适当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日渐激化的争议，美国人并没有分析。我所要做的并不是提供一种完整的因果关系叙述，解释立宪体制要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历时而存续。